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，父母在外面打工，跟着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生活。

“这些娃娃苦啊，”校长说，声音沙哑，带着浓重的口音，“有的娃娃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来上学，天不亮就出门了，冬天的时候冷得手都裂开口子，还坚持来。她们知道，读书是她们唯一的机会。”

秦绶听着，没有说话，只是安静地点了点头。

校长带他去看了教室。

推开门的时候，教室里正在上课，十几个小女孩坐在破旧的课桌前，手里拿着铅笔，在本子上认真地写着什么。

讲台上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孩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扎着一个低马尾，穿着朴素，笑容温暖。

她是这里的支教老师，姓林，师范毕业之后自愿来到这里，已经待了两年了。

秦绶站在教室门口，没有进去，怕打扰她们上课。

但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那些小女孩吸引了——她们的脸上有一种他很久没有见过的东西，不是天真和快乐，而是一种更深的、更坚韧的东西，像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草，没有肥沃的土壤和充沛的雨水，但它就是长出来了，绿油油的，倔强地挺着。

她们有的衣服上有补丁，有的鞋子露出了脚趾头，有的头发乱蓬蓬的，像是早上赶路太急没来得及梳。

但她们的眼睛都亮亮的，和秦绶在网上看到的那张照片一样，像山间的星星，像夜幕里闪烁的萤火，像一切微小的、渺茫的、但确凿存在的光。

秦绶的眼眶忽然有些发酸。

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。

他不是那种容易流泪的人，甚至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。

但此刻，站在这间破旧的教室门口，看着这些穿着旧衣服、手上有冻疮、脸上却带着笑容的小女孩，他觉得自己的胸口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，撞得他又疼又暖。

他想起金敏善说的那些话。

她说她小时候学习很好，班上前几名，她那么努力地想让父亲在她身上看到一点点价值，但没用，因为她是女孩。

她说如果她是一个男生就好了，她就不用还债了，就不用被当成一个可以随时变现的东西了。

这些小女孩呢？她们是不是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？

她们的父母在外面打工，会不会也觉得供一个女孩读书不值得？

她们的成绩是不是也被当作可有可无的东西，随时可以被放弃，只因为家里还有一个弟弟需要培养？

秦绶不知道。

但他知道他想做点什么，哪怕只是很小很小的一点。

他把带来的那些文具和糖果分给了孩子们。

小女孩们拿到铅笔和作业本的时候，眼睛里的光更亮了，拿到糖果的时候，有人舍不得吃，攥在手心里，攥了很久，最后小心翼翼地剥开糖纸，把糖放进嘴里，然后露出了一个甜甜的、满足的笑容。

那个笑容让秦绶的心软成了一团。

他蹲下来，和一个看起来最小的小女孩平视。

小女孩大概六七岁，扎着两个小辫子，脸上有两团高原红，鼻子下面挂着一点清鼻涕，但她的眼睛很大很亮，像两颗洗过的黑葡萄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秦绶问。

小女孩怯怯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，旁边的同学替她回答了：“她叫小花。”

“小花，”秦绶念了一遍这个名字，从袋子里拿出一颗草莓味的硬糖递给她，“这个给你。”

小花接过糖，低头看了几秒，然后抬起头，小声地说了一句“谢谢哥哥”。

声音像蚊子叫，但秦绶听到了。

那个“哥哥”像一根细细的针，扎进了他心里某个最柔软的地方。

那是一种酥酥麻麻的、痒痒的感觉，像春天的时候，第一阵暖风吹过冰封了很久的河面，冰层下面有什么东西开始松动、开始流动、开始发出清脆的碎裂声。

他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帮忙搬了一些新到的课本，把教室里的桌椅重新排整齐，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，教她们写字。

他发现自己很喜欢和这些孩子待在一起，不是因为他在做什么伟大的事情，而是因为在她们面前，他不需要假装自己是一个正常人，不需要戴着那个“19号”的牌子，不需要在灯光昏暗的包厢里把自己变成一件商品。

他只是一个来帮忙的大哥哥，仅此而已。

天黑之前，他跟校长和支教老师告别，坐上了回城的大巴。

大巴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，窗外的夜色一点一点地浓了起来，星星一颗一颗地亮了起来，比他在城里看到的要多得多、亮得多。

秦绶靠在车窗上，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，看着那些星星，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。

那种平静不是“一切都很好”的平静——事实上，一切都还很糟糕，他欠的钱还没还完，他还在做那份他不想做的工作，他还在那间隔断间里听着隔壁的水管声入睡。